简和赫劳在面对疾病和衰老的过程中，一直据守着爱情，直到晚年都有十分宽广的精神生活。七年前，由于根植于头脑里的种族歧视观念，我对和黑人发展亲密关系心怀恐惧。或许是受他们的鼓励，如今，限制我与全人类相爱的偏见与枷锁已经慢慢消失。
三年前我即将在德国完成硕士学业，但还是想不明白自己将来要做什么。某天看到朋友在留学生群里转发了国际组织的实习项目，我打算试一试。
带着朴素的好奇心，我在公开招募的十六个岗位中，选择了津巴布韦和印度的媒体部门作为意向岗位，最终被津巴布韦录取。转机在此刻出现。该部门负责管理整个南部非洲地区，主管在面试时问我，愿不愿意被下放到国家办公室？与津巴布韦东部接壤的莫桑比克和临靠大西洋海岸的更缺人。新入职场的菜鸟没有细想，点了点头，说可以。
我简单查了查资料，发现的官方语言是英文，而莫桑比克则是葡语区。出于生活便利和易于开展工作的考量，我选择了没有语言门槛的作为最终目的地。
异国搬迁，找房子是头等大事。收到录取通知后不久，我就开始在Facebook上逛小组，发广告，找房源。求房广告一经发出，收件箱里不断涌来陌生人的信息，积极介绍各自房源的地理位置、租金、家具配置和房屋结构等等。除开硬性条件之外，我根据对方Facebook主页的内容、聊天时的措辞、房子的照片和自己的直觉，筛选比较一番之后，心里有了答案。
简是一位白人老太太，她给我的第一封私信开门见山，针对我的租房要求一一回应：房子离联合国大楼近，有无线网，和另一位租客共享厨房，独立卫浴（偶尔需要和来访的客人分享），共用洗衣房，没有电视机。除此之外，房前有属于我的小院子、可自由使用泳池和花园，每周会有人来打扫房子、更换床单。“你会和我、以及我年迈的丈夫同住。我们喜欢年轻人环绕身旁的感觉。”她补了一句。
简的Facebook头像是她和丈夫的合影，两人在镜子前相视一笑。在1966年至1990年期间，被南非接管、统治，也承袭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。黑人是白人的帮佣、园丁，是被强制劳动的杂役。白人能吃白面包，而黑人吃棕色的全麦面包。当然黑人也分深黑、褐黑、棕黑、浅黑等等，滑稽的肤色主义，决定了他们在白人统治下的地位等级。
黑白配的故事，似乎没有在主流叙事里被正面提及过。一位在肯尼亚的师姐曾对我说，有很多白人来蒙巴萨的海边猎艳。男女都有，平均年龄在四五十岁左右。他们专雇年轻、迷人的黑人青年陪游。这些年轻人明面上是向导，实质上更像是出租男友或女友，在陪游期间和雇主约会，提供一对一的性服务。他们互相利用。一方在鲜亮的躯体上寻欢作乐，另一方能拿到不菲的小费，供其挥霍享受。这样的故事说多了，流传久了，就变成了唯一的叙事：如果不是有利可图，黑人和白人怎么会在一起？
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之下，白人与黑人通婚被法律定罪。简和她的丈夫，两个老人的故事，当初是以哪个蓝本展开的呢？
当我准备启程时，新冠疫情的重灾区正从国内往世界各地转移，在2020年3月关闭边境，再无航班通行。大使馆也进入半休业的状态，签证申请不再受理。经过和办公室的协商，我决定先回国远程办公，静候其变。
在等待出行的八个月里，国境逐渐开放，签证官也重现踪迹，然而订好的航班却几度熔断。我几次改签，始终无法成行。简和我一直保持着联系。有好几次我跟她说，要是有人想租这个房间的话，请不要有顾虑，租出去吧。她说好，但那个房间还是保留到了我来的最后一刻。
二零二零年的圣诞节前夕，我在高空中顶着烈日manbetx万博全站，终于看到了首都温特和克的群山。
尽管疫情严重，简心里有顾虑，她还是在我到的第一晚，也就是平安夜，叫我一起参加家庭聚餐。她的儿子弗雷迪及新婚妻子、女儿图丽和收养的孙女儿都来了。大家戴着口罩，从盘子里切肉、淋酱、舀沙拉、叉土豆，然后端好各自的餐碟，隔着距离，散坐在客厅的沙发凳上。
他们叙着家常，我在一旁吃着，穿着背心短裤，适应自己在这个家庭里的新角色。挂在圣诞树上的小灯泡抚平了夏夜的燥热。堆放在树下的是家人间互赠的礼物，用彩纸精致地包着，是许多份值得期待的惊喜。简居然也给我准备了礼物。绘有卡通动物的圆盒子里manbetx万博全站，装着三个橡皮泥质地的解压球。用手捏一捏manbetx万博全站，还能蹭点儿香味。
入住的第一天，我在房间里发现了一本颇具年代感的小书。书皮上以绿汪汪的水草和湖泊为背景，在湖面上撑浆划船的是穿着制服的军人，有人手里端着枪。他们的表情祥和、平静。这本书装帧普通，像图书馆里保存的、从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文物。我匆匆扫了一眼，没太留心。
后来在跟简闲聊的过程中了解到，她的丈夫赫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一本自传。
在1990年独立之前被称为西南非洲（South West Africa）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，同盟国战败，西南非洲从德国殖民地版块中脱离。经国际联盟（联合国前身）授权，隶属于大英帝国的南非接管西南非洲，从此种族隔离制度（Apartheid）在两地通行。
为了稳固白人政权，达到人种平衡，南非政府给欧洲的战后难民提供廉价机票，吸引白人前来定居。与此同时，新殖民政府开始将首都温特和克城区内的黑人赶出市中心，迁往市郊的贫民窟卡图图拉。为了最大化地实现种族隔离，城市规划者只在卡图图拉通往市区的路段设了一个出入口。为了防止黑人团结、合力推翻白人政权，当权者不仅将定居在卡图图拉的人们隔绝于城市，也按照部落，严格划分他们的居住区。这样的殖民景观依旧保持至今。
这本自传记录了赫劳的童年回忆、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强制劳动的经历，以及后来加入SWAPO（西南非洲人民组织，现的执政党）为争取国家独立的抗争。
加入SWAPO后，赫劳被抓捕、审讯、关押在罗本岛十八年，最后被释放、流亡英国。以流亡者的身份旅居英国的赫劳和简相识、相爱，走入婚姻。生下第一个孩子图丽之后，简继续工作，而赫劳因为工作许可申请没有得到批准，在家履行父职，照顾图丽。
我突然想到了房间里的那本绿皮书。我问简：我房间里是不是有这本自传？她说是的。每次有新租客入住时，她都会拿出一册放在房里，作为见面礼。
回房之后，我捧起书，急切地想要了解赫劳身后的传奇故事。我一边读着他开篇写下自己的部落童年生活、有祈雨能力的“雨神”父亲、在深林里与狮子的四目相视，一边想到了他再也无法自如表达的身体。赫劳在五年前中风，不仅身体行动不便，出入需要轮椅，而且语言能力也受损，跟人交谈时需要简在旁协助、转译。
他们的夜晚常常这样度过：简深陷在沙发里，端着碟子里的晚餐，打量着电视上的厨艺大赛，倦意散落一旁。没过多久，手边的呼叫铃传来一阵悦耳的抒情小调，她长叹一声，身子往沙发里缩了缩。铃声不断响起，简一边急切地对着回廊深处的房间喊着“我来了”，一边用双手撑着膝盖起身，骨头缝里溢出一丝。
房里的赫劳快九十岁了。两次中风之后，他的舌头和四肢已经不听使唤。身边没人时，手心里的呼应铃就是求助装置，只要他轻轻一按，一段轻快、机械的钢琴声会从房里响起，穿过回廊和前厅，和简随身携带的另一只提示铃互相呼应。
夜晚是简最放松的时候，尽管她需要时不时地在前厅和房间穿梭，帮赫劳起床夜尿。她不再端坐于藤椅之上，任由脊椎贴向软榻的沙发靠背，坐骨越陷越深。眼前的电视节目也从白天不间断的新闻变成了真人秀。厨子、吹玻璃的工匠、准备大搞一番家装改造的夫妻，轮番上阵，慢慢地将堆放一旁的倦意扫进摇篮里，哄她入睡。
简之后也多次邀请我参加她们的家庭聚会，有周末例行的聚餐、赫劳从罗本岛被释放的纪念日、简和赫劳的生日庆祝、感恩节等等。我有时也会和简一起备菜，在厨房里煎蒸烹煮，包点饺子，炒个豆腐，磨碗枣泥，炖锅牛肉，给饭里加些中式口味。蘸饺子的酱油碟尤其受这一家人喜欢，她们总笑着催着我开工作坊，传授传授秘方。
那段时间，我总会在晚上和简一起看电视，期待和她建立更亲密的关系。我们坐在同一张沙发上，身隔半米宽的距离。电视里播着厨艺大赛，工匠们在吹着玻璃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白天发生的事情。
我偶尔会因为工作原因去电视台接受直播采访，播出时间在清晨六点左右。去接受采访时，我因为怕丑，除了男朋友之外，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包括简和赫劳。没想到，他俩赶上了直播。
每天早上六点左右，夫妻俩虽未起床，但会打开电视，倚在床头收看广播公司的晨间新闻。那天正好看到了我身着臃肿的羽绒服，戴着渔夫帽和口罩，接受采访的生涩模样。我习惯性地为自己的英语表达不自信，而简在我回家后高声庆祝，夸我作为非母语者，思路清晰，言之有物。坐在轮椅上的赫劳也握起拳头，为我喝彩，脸上爬满了雀跃和欢呼。
在国内申请签证时，签证官利用职务便利，托我带了一些衣物、手机和口罩回给他的老婆孩子。抵达之后，有个女人联系了我，自称是签证官的亲戚，要来取件。我们约好了在我家门口见面。她接过我手里的塑料袋之后，朝屋里打量了几眼，问：这里住的是施图维特一家吗？施图威特是赫劳的姓氏。我当时还没太记住这串名字，想了一会儿，说：好像是的。她说：啊，我认识他们，让我上去打个招呼吧。果然是人人知晓的英雄人物啊，我心里想着，对签证官占我便宜的不忿也淡了一些。
新年伊始，在圣诞元旦假期中沉睡的小城渐渐苏醒过来，城里唯一的一家瑜伽馆也重新开张了。简告诉我，瑜伽馆的主理人劳拉是女儿图丽的朋友，两人都曾活跃在剧院里。劳拉是电影和话剧舞台上的主角和宠儿，图丽是知名的舞蹈家，主演过多部芭蕾和现代舞剧。慢慢地，我开始通过瑜伽认识了更多的人，她们都与简和赫劳有这样或那样的渊源。
在一次瑜伽讲座课上，劳拉请来了恩达普瓦。恩达普瓦是一位黑人女性，和简一起在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权益组织——姐妹（Sister Namibia）共事。她跟我们聊了聊瑜伽应有的种族包容、性别包容和阶级包容。
简和赫劳都是女性主义者。他们和图丽一起在二零二零年十月的终止一切（Shut It All Down）女权主义运动中上街。全城罢工，一大批年轻人占据街头，对香农-瓦瑟夫的死表达愤慨。停止性别暴力的呼声回荡在城里的主干道上，被无数镜头捕捉，登载上报，传入执法者的耳中。在一众青年男女里，简和赫劳显得格外耀眼。
我在瑜伽馆认识的大学老师吉尔，也正在跟进赫劳的自传再版。吉尔告诉我，简要给新版的书写一篇后记，聊一聊这三十年发生的事情。
大家都说，温特和克很小，没有谁可以守住秘密。是啊，温特和克很小，我认识的人都认识简和赫劳。
我们家离机场四十公里，位于城市中轴线的主干道旁。从机场方向向西驶出三十分钟之后，干瘪、枯黄的稀树草原渐渐消失，逐渐过渡到依山而建的城市景观。这时就差不多到家了。
城里没有高楼大厦，多是独栋楼房，我家也不例外。刚到这儿无事可做时，我偶尔会爬上屋顶，看看夕阳，喂喂蚊子，眼前一片开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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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房间是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新增的一部分。简和赫劳在十几年前搬进来时，把空荡的偏院改建成了一间小厨房、杂物库和卧室。通往前院的卧室门前还保留着偏院的一隅。
属于我的卫浴空间与厨房背靠背，也与简和赫劳的房间隔着回廊相望。每天早上起床洗漱时，能听到半阖的房门里传来晨间新闻的声音。从广播公司，到Sky News、CNN和BBC，一整天下来，电视上会滚动播放不同频道的国际国内新闻。去年一月美国国会暴乱时，简把我从房里叫了出来，和她一起在沙发上看直播。她怕我错过见证历史的机会manbetx万博全站。他们有时比我还更快关注到国内的疫情发展、洪灾和在气候峰会上的立场和发言。
简说，赫劳身体还硬朗时，有新闻囤积癖，经常把报纸丢得满屋都是。床底下，抽屉里，餐桌上，时不时会冒出老旧过时的报纸。这是他在罗本岛坐牢时养成的习惯。除了圣经之外，罗本岛上的政治犯不被允许读书，读报。他们想尽一切办法，和普通囚犯做交易、打暗号、贪婪地收集和隐藏书报，躲避狱卒的搜查。他们渴望了解游击队同伴们的近况，想要知道寻求独立的议程在联合国的进展，以及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大事。他们不想成为一座孤岛。
回廊的墙上挂满了他们一家的照片，紧挨着彼此。回廊的这一头住着简和赫劳，另一头是前厅。前厅既是会客室、电视厅，也是简给赫劳读书念报的地方。跟回廊上随意挂着的生活照不同，厅里装点了许多有仪式感和纪念意义的相片。一家人的艺术写真、孩子们的结婚照、图丽演出的剧照和影像，以及一幅罗本岛的鸟瞰图。
前厅连着简的主厨房和工作室，整片区域正好和我的个人空间一分为二，为疫情期间的相处提供了隔断和防护的便利。
前段时间入夏，温特和克下了场大雨，几分钟内大雨变成冰雹，一颗颗白色的子弹往屋顶噼里啪啦地砸。我关了窗，耳朵里依旧灌满了从四面八方传来的燥热鼓点。外边一片疾速汹涌的白，不一会儿就完全盖住了夏天的生机。院子里的花草被一顿毒打，折断了腰。
简和赫劳出去给家里的猫买项圈了。我赤着脚走到舍友的房间门口，想叫她一起看冰雹。敲了敲门，顶着冰雹的噼啪声叫了她几下，没反应。抬步往回走时，我才注意到整个房子都在漏水。简的主厨房在漏水，我们的小厨房在漏水，紧邻小厨房的杂物库直接变成了水帘洞。抬头一看，杂物库的屋顶被冰雹砸出好多孔，头顶的瓦片像流涎一样往下注水，脚下的地毯湿了一片。回房一看，我的床边也长出了小池塘。
没过几分钟简给我回拨了电话：杨，你能不能把桶都拎出来，放在漏水的地方接水。我们马上就回来了。
纸盒子里堆满了对赫劳的采访和报道、他被关进罗本岛之前的庭审记录、在英国流亡期间的演讲、从政的资料，So背叛者卡斯特罗的采访CD、跟简的通信、在朋友葬礼上的悼词、孩子们写给他的卡片等等。尽管简在这几年里不停地整理这些文件，给它们归类，建了一个小小的档案室，但每隔一段时间，总会有新的文件从各个角落里长出来，一茬一茬的，总也收拾不完。整理好的、没整理好的文件都装进了一个个贴好标签的纸盒子里，像一块块小积木，码在仓库的边边角角旁。
这次房顶被砸穿，雨水不仅顺着凿穿的孔倾泻而入，而且还攀附着墙缘，一点一滴地渗漏。仓库里有很多报纸、杂志和纸质文件都被浸湿了，那两张采访CD的塑料壳上也积着雨水。冰雹下了二十分钟之后就停了，但外面还是时重时缓地下着雨，天气预报说晚上会有雷阵雨。我们搬来一把小梯子，踩上去，想用一只黄色的橡胶手套把屋顶的洞堵住，不奏效。我们又找来一坨橡皮泥，还是没用，小水珠沿着堵塞物的曲线自由通行，随着重力下坠。
把被水打湿的文件抢救出来，摊开在房间的地板上晾干之后，简看着满屋的箱子，不知该作何打算。仓库里的箱子太多了，搬进搬出是个体力活儿。要是不搬的话，所有的文件可能会在晚上的雷阵雨攻势下被损坏。城里有很多人家的屋顶都被砸坏了，修屋顶的工人忙不过来，要过几天才能到家里来看看情况。
赫劳出生在安哥拉和接壤的边境村落里，父亲是当地的“雨神（rain king）”。他是“雨神”二十二个孩子中的第十九个孩子。四岁时，赫劳被皈依天主教的妈妈带走，离开了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，跟母系家族一起生活。六岁时，赫劳的父亲去世，他去参加了葬礼，从此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了。
夫妻俩早就萌发了寻根之旅的想法，想找到他父亲的坟墓。可惜安哥拉前几年一直深陷内战，外人难以安全出入。再加上记忆久远，村子又在难以通行的山区森林里，没有地图的话根本不知身在何方。此外，赫劳的老家又是战时的地雷区，那一片通行的区域都埋满了地雷，大家更是不敢贸然前行。
在他八十岁的那一年，刚好发生了两件事。第一，他们有位朋友是地质学家，根据赫劳的描述和村落的大概位置，绘制了一张地图和通行路线，供他们参考导航。第二，他们女儿的另一位朋友刚好跟排雷公司有合作，跟他们再三保证赫劳老家的那片区域已经排雷完毕，没有通行的风险。就这样，他们夫妻俩，带上二十出头的儿子弗雷迪和女儿图丽，以及从小跟他们生活长大的侄子西荷珀，还有一个摄影师朋友，上路了。摄影师朋友本来是想全程记录他们的寻根之旅，但由于在边境时被阻拦入境，只能临时退出。他将相机的使用方法告诉了弗雷迪，希望借由他来完成简单的拍摄。
找到父亲的坟墓时，赫劳还找到了他唯一在世的弟弟里盘格尼，“雨神”的第二十三个孩子，此前不为他所知的幼子。里盘格尼是“雨神”的继承人，曾经和图丽说过要把祈雨的技法和要诀都教给她。不过他在兄弟相认一个月之后就去世了，两人只留下一张合影。
也是在这次冰雹事件前不久，里盘格尼的女儿从安哥拉长途跋涉，来到温特和克看望身体抱恙的赫劳。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。她不讲英文，只懂奥万博语（赫劳的部落语言）和葡萄牙语，通过赫劳的护工，也是侄女玛丽亚的翻译和帮助，才能和简交流。这是赫劳和遥远的故乡仅有的联系了。
八月份的一天，我收到了简的信息。她在聊天框里发了一张邀请函过来。邀请函正中间是赫劳的照片，他坐在沙发上，盖着毯子，微笑着朝镜头挥手。右上方是一个大大的88——赫劳要满八十八岁了。
过去两年，简和大多数老人一样，活在疫情的阴影下。她总是为赫劳的身体状况担忧。家里严格限制了所有聚会的规模，不仅是各自的生日，连儿女的婚礼也办得十分简单。这次聚会是对之前所有遗憾的弥补，既为悼念逝者，也为生命举杯。
那天我到得比较晚。从露台走近前厅时，发现房子被气球、蛋糕和气泡酒装点，屋里满满当当地站了不少人。角落里有一支小乐队，正奏着赫劳最喜欢的歌，The Wind of Change。仪式开始后不久，一位奥万博族的老婆婆慢慢走向赫劳，握着他的手祷告。她嘴里念着奥万博语，闭着眼睛，半是吟唱，半是念颂，庄重而神圣。屋子里虽有一半的人听不懂，但大家都随着她的音调起伏慢慢红了眼眶。
图丽和弗雷迪站在人群中间，念了一段写给父亲的话。其中有一句，是关于原谅：他原谅背叛者，原谅奴役者，原谅罗本岛上的狱卒和警官，但没有原谅体制不公。他们一直在抗争。作为独立后的自由一代，图丽承袭了父母的工作和使命，在结束舞蹈职业生涯之后，她开始为修复种族隔离的伤痕而行动，编写了许多与种族议题相关的课程大纲，在世界各地组织研讨会与工作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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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坐在地上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回想着这一家人的故事。因为他们，我对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有了亲切感，它不再是冷冰冰的宏大叙事，或是遥远的、其他人的回音。我作为外来者的视角不再受限，而是和曾经发生的一切产生联结，生命与辽阔、厚重的曾经、现在和未来交汇。
那些历史和记忆都藏在仓库的纸盒子里，简不想冒任何风险失去它们。尽管冰雹过后，雷阵雨没有在晚上如约而至，简还是在儿子弗雷迪的帮助下，一趟趟地把所有箱子都运了出来，存放在空置的另一个房间。在那些箱子中，只有一个属于她自己。她和赫劳的情书、关于自己和朋友的剪报、以及父母和孩子的物件。
简在脸书上写过这么一段话：“大多数时候，我都会大声读书给赫劳听。这是我们目前的阅读书目。读哪本书取决于他的心情，和朗读者的心情。”
简和赫劳在面对疾病和衰老的过程中，一直据守着爱情，直到晚年都有十分宽广的精神生活。七年前，由于根植于头脑里的种族歧视观念，我对和黑人发展亲密关系心怀恐惧。或许是受他们的鼓励，如今，限制我与全人类相爱的偏见与枷锁已经慢慢消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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